Kennyradio

在舊金山，

人們用你有沒有能力賺進一百萬來衡量你的分量；

在伊波拉，

大家衡量一個人是看他對母親有多孝順。

──《這輩子，你想做什麼？》（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）

IBM是我的職場摸索期，HP是我成長的地方，然後我把外商公司經驗帶進了飛碟和東元，進入微軟，我開始帶兵打仗，當台灣土地上插滿了微軟的旗子，台灣微軟組織也開始擴張，公司轉而安排我去做整合的工作。

工作內容的改變，讓我開始思索未來，我已經親身策畫了一場行銷戰爭，帶兵打過美好的一仗，此時回首微軟，再也不是我初來乍到時的模樣，它從一個三十幾個人的公司，膨脹到一百多人，組織複雜化，每天從早到晚開不完的會，晚上七點才回到辦公桌，我開始想像五年、十年以後的我，會不會還是坐在那邊開會？快不快樂呢？我將用什麼來衡量我的人生，開一千、一萬次會嗎？

　 公司規模擴大，嗅到政治的味道

人多就有政治，政治就是耳語、放話、派系、人馬、卡位、爾虞我詐……，一切就像我們所認知的那樣。一個一百多人，正在制度化的公司，我聞到一股政治氣味悄然成形，既然形成就會展開運作，公司從一個大圈圈分化成許多個小圈圈。我自知無法適應這樣的政治文化，在這種層次上擔任領導工作。

當時有幾位同事和主管離開微軟，或者到別的企業，或者自己創業，但似乎都不太順利，這逼使我自問，是因為在大企業待久了，養尊處優的緣故嗎？如果我繼續養尊處優下去，但又確定當下的環境不是我喜歡的，最後的結果會不會是既無法離開，也無法不離開，生涯就此卡住？如果我夠聰明，是否應該越快離開越好？

我拿出一張「跳槽前評估表」，它有幾個主要指標如「有沒有新的學習？」、「升遷管道？」、「與老闆相處？」、「薪水」、「未來發展」、「教育訓練」……，我一項一項勾選，浮現的答案再清楚不過：是離開的時候了。

離開的訊號像夜晚的星星，當我埋首工作，看不見它們的存在；當我抬頭認真看的時候，它們便一顆接著一顆出現了。

　 被人誣陷的深思與反省

有一次，我接受《風尚》雜誌採訪，主題是我的工作與寫作，當時我已經在《突破》和《管理》雜誌寫文章。《風尚》記者急著要一張我在西雅圖Campus拍的照片，而我剛好下南部辦研討會，沒有手機的年代，記者只能打電話到公司留言。

這通電話讓一位新來的公關經理勃然大怒，加在我頭上的罪名是「沒有經過公司同意而接受外面採訪」；對《風尚》，則宣稱公司規定不能提供私人照片，又以高壓姿態脅迫對方「撤掉稿子」、「不然就告你」。後來我又從同事口中聽到他加諸我的一串負面批評，如「Eric憑什麼被採訪？」這使我非常錯愕，「這種事需要報備嗎？」我自問。

以我和老闆工作的默契，我知道大可不必，我談的是個人的事，而且在下班時間；但站在企業立場，也許報備是應該的。然而重點是，這個事件突顯了微軟在走向制度化過程中，隨時都可能發生「昨天可以，今天不行」的衝突。

《風尚》沒想到會引發這麼大的風波，於是在文章刊登的同時，也知會了我的老闆這件事。老闆把我和公關經理叫進辦公室，將事情說清楚。但公關經理的說辭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可以說是和事實完全顛倒。他辯稱自己並沒有對《風尚》「勃然大怒」，只是「禮貌的陳述」，又指說是我主動找《風尚》來採訪我，而非《風尚》找我，但無論如何，他一直在協助我處理好整件事。

工作以來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人，當場氣到無法和他對質，不知如何反應，只好憤而離開辦公室，七點就收拾書包走人，那是我進微軟以來第一次準時下班。

「你不應該走掉，」事後老闆對我說，「你不在場，我如何公正評述這件事？」

一個月之後，這名公關經理就因為在外說老闆的壞話而被解雇，大家終於了解她的態度和精神確實有點問題。但是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對和我一起打拼多年的主管，已經有了很深的誤解，我原以為他會毫不遲疑的挺我，沒想到他卻偏坦「外人」，在我看來，根本沒有是非觀念。

「始作俑者」《風尚》的立場，也未必站在我這邊，他們希望的是不要得罪任何一個人，圖的是一個事緩則圓。

至於那位轉述公關經理對我的批評的同事，也沒有出面作證，「我沒聽到，」他對老闆說，但是私底下對同事的說法則是：「公關經理真差勁，他不但傷害了吳若權，也傷害了微軟。」

　 鏡中的虛像，對照真實的自己

公關經理走人之後，同事們原以為我「沉冤得雪」，一定很高興，其實並沒有，因為傷害已經造成了。而我在辦公室大發脾氣這件事，根據我自己的評估，這在管理智商上是扣分的，老闆會認為我沒有做好情緒管理，缺乏領導統御能力。

「《風尚》事件」在我記憶中留存了許久，因為它對我的衝擊很大，也讓我有了一些省思。當年我太年輕，血氣方剛，要求老闆當下判決，明斷是非。我要的是劍及履及的辦公室正義，沒有考慮到老闆在處理屬下的衝突時，需要一些時間和空間，我不應該讓自己的委屈或不服一股腦兒的傾洩而出。

我也不懂老闆心中自有一把尺，這把尺如果壞了、歪了，校正不準確，受害的是公司整體。我終於理解，正義並不是你認真去爭取就能獲得的，但它始終是宇宙運行的節奏，一個永恆的法則。

我也終於明白，所謂的公司，像是鏡子裡的虛像，就算它給了我位子、權力和金錢，也不是我可以奉獻一生的所在。

進入職場十年，我第一次對「上班」這件事發生了迷惑。

接下來的故事對我影響更深。

　 程式工程師的飛機夢

微軟組織一直在拓展，不斷有新人加入，有一次為了籌辦一場比爾‧蓋茲來台主持的重量級研討會，我和一位新來的程式工程師天天奮戰到半夜兩三點。雖然我們才合作了一個計畫，但我很欣賞他，沒想到計畫結束才幾天，他便告訴我：「我要離職了。」

我大吃一驚，直問他要去哪裡，「到華航當機長，」他說。

我的眼睛睜得更大，直直盯著他，無法理解微軟與華航，程式工程師和飛機駕駛之間的連結；無法理解一個剛剛從美國拿到學位回來，並且進入一家前程大好公司的「電子新貴」，竟然放棄榮耀和股票，要去開飛機？

工程師告訴我，開飛機是他一生的夢想。

對我來說，那是一個完全夢想不到的夢想，一個和傳統價值觀完全不同的夢想。

雖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，但這個故事深深影響了我，它不早不晚，剛好擊中我心中一個正在成形，但還模糊的疑問。因為他，我開始問自己：「我的夢想是什麼？」

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夢想進入大企業工作，但這個夢想早已實現了一次又一次。我問自己，為什麼有人能夠頭也不回的放棄一個前程看好的工作，只是為了一個另類的夢想？

重新思索之後，我給三十歲的自己一個答案：我的夢想，從來不是某個職位，某個頭銜，而是一種生活型態。我喜歡工作，快樂而單純的工作，也希望能夠與人分享，如此而已。

當時微軟就要發表Windows95，「雄霸天下」的日子觸手可及，我卻在這個時候開始動搖。動搖的不只是我在微軟三年多來的工作而已，而是我這十年來的工作價值、我的人生格式。高中以來，我一直都是循規蹈矩的學生，順著主流價值和社會規範走，所做所為都符合社會期望，我沒有想過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，直到我面前出現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程式設計師要去開飛機？

我要重新設定我的人生嗎？我要這樣上班一輩子嗎？我仍舊熱愛我的工作嗎？

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《其實，我這麼努力》－吳若權的精采履歷